摘要

• 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还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把金融资源更多引向实体经济和支持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或有针对性地提供流动性援助。
• 从十年来的实践发展与演变中不难看出，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承担着以下几种不同的功能：一是调节信用总量与管理流动性；二是引导信贷结构调整；三是化解风险，维护稳定；四是引导和管理利率。
  
• 总体来看，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支持和改善小微企业和涉农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流动性管理与维护金融稳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又保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实现了央行的法定政策目标。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非常复杂，解决结构性顽疾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正文

传统上认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总需求管理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在完美市场体系中，宏观经济达到总量均衡的同时，也会实现结构的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然而，各种市场摩擦不仅使总量均衡难以实现，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更何况，政府除了实现总体经济目标外，还要实现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目标，但在某种程度上，效率与公平又存在一些矛盾。

再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比较复杂。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后，并非所有企业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资金供给，由于信息不对称，总有一些潜在借款者会得到“信贷配给”。这时，仅靠总量调节，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还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把金融资源更多引向实体经济和支持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或有针对性地提供流动性援助。

因此，即便是强调自由竞争的发达经济体，也并非总是只把货币政策当作总需求管理工具，依然会使用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运用格外突出。是年，美国对包括花旗集团、高盛等在内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援助、以降低长期利率为直接目标的扭转操作都是典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欧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英格兰银行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LS）、日本银行的贷款支持计划（LSP）和质化宽松等，都是结构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不再仅以货币与信贷总量或利率作为操作目标，而是针对需要流动性救助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或需要刺激信贷需求或扩大信贷供给的领域，直接采取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操作。

发达经济体尚且如此，我国则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过去近十年里，根据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我国央行除了继续强调中性货币政策外，也不断强调“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央行在持续保持“稳健货币政策”总基调的前提下，不断创设和运用了丰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实践中将总需求管理与结构调整有机地融合起来。

一、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的发展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结构性央行贷款。

（一）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传统的总需求管理工具，但我国央行不仅将其作为总需求和流动性管理工具，也将其发展成为重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

早在2004年，我国央行便实施了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时，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挂钩。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率就越高。其目的在于，在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尚未有效实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区别对待的正向激励机制时，通过设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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