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利用周期反弹的机遇打开结构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确保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 系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构建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的“三大支柱”，来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贸易、金融、开放、机制层面的调整，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正文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周期反弹的机遇打开结构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确保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一、着眼“要素市场化”，发展五大区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充分发挥我国内部需求规模庞大的优势。而要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打破要素在我国境内流动面临的各种障碍，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定价。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推动劳动力（人才）、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种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自由流动，打通要素流动面临的各种堵点。而一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与自由聚集，那么未来10年内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个支柱（另外两个支柱分别为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要，可能成为未来5～10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围绕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开展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西部三角有望成为中国“区域一体化”新的增长极。这五个区域在未来不仅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有着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这一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并且已经形成了创新与金融的两翼，将会演变为中国版的硅谷。二是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为上海、杭州、南京），这一区域的国有、民营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并且是区域发展程度最均衡的地区。三是京津冀地区。此前，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问题是河北一直没能发展起来，而如果未来雄安新区作为新的城市崛起，就可能带动河北的发展。京津冀地区既是中国的科创中心，也是资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部三角地区，这一区域是中国的大通道，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未来也将成为连接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地带。五是由成都、重庆、西安构成的西部三角地区，这一区域的教育、科研实力较强，并且平均人力资本成本较低，可以很好地吸纳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三角地区扩散出来的产业。从一体化角度来看，这五大区域内部的15个核心城市之间优势互补，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城市金融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科研力量相对更发达。从梯度优势排列来看，这五大区域之间形成了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要素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展差异化，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例如，上述五大区域都位于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西部只有西三角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地区。但如果“双循环”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地区在发展好之后，也会形成产业的外溢、经济的扩张，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推动中国各地区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实施高水平开放，推动内外互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封闭发展，打通内外双循环意味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分析如何实现内外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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