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在逆全球化浪潮与保护主义兴起、数字技术变革、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多重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与调整，朝着区域化、本地化、碎片化方向发展。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变动驱动着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演变，未来美元、欧元、人民币等货币将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发挥国际货币功能，以多极化货币体系配合区域化的国际分工体系。
• 我国应结合亚洲区域产业链布局和重构，顺应人民币从周边化、区域化再到国际化的发展思路，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重点从三方面推进：第一，在“一带一路”沿线和RCEP区域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第二，加强人民币的大宗商品计价职能；第三，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数字价值链中的应用。
  
• 客观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中国应与区域内其他国家一起，积极探索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可行性：第一，提高中国在未来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中的主导性作用；第二，加强中日韩合作；第三，整合现有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第四，处理好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
  

正文

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分工体系从过去的产业间、产品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不同工序和环节间的分工，逐渐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与之相伴，中间品贸易取代最终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形式。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目前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2/3。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链扩张速度放缓，甚至局部出现收缩现象。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与调整，朝着区域化、本地化、碎片化方向发展。

全球产业链重构受到多种力量驱动。第一，逆全球化浪潮与保护主义兴起。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事件表明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欧提出“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回流，并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美国试图以“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策略增强对中国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多边机制也朝着区域合作、双边合作方向以及“俱乐部”模式发展，贸易壁垒增加和经贸规则林立导致区域内生产分工网络不断深化，以及区域间产业链合作难度加大。

第二，数字技术变革与数字价值链兴起。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数字技术进步，数字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兴动力，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不断上升。数字技术开辟了跨国生产新方式，降低了地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从而推动产业链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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